不河蟹的外法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的理由非常的充足，首先家乐福的大老板如何了，而法国政府如何了，其次不管如何如何，我们的目的是让国际社会感受到我们的态度，让某些国家知道我们的力量，让某些人道歉。

我想说，道个歉是容易的。但是要改变对我们的态度和想法，似乎很难，而且经历此事，可能更难。

为什么一定是家乐福呢？这没有一个一定，因为也可能是别的东西，到时候我们也会问，为什么一定是XXX呢。但官方喜欢抓典型，潜移默化之间，老百姓也已经能抓典型。

我觉得，抵制家乐福其实挺没有出息的。对于真正爱国的检验应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你需要承受经济和生命的损失的时候，你愿意为了你心里的信仰而付出，这是真的。去家乐福闹闹，挺没有腔调的。其他国家侮辱你，你在自己国家为难一个超市，对着这个超市，有人抵制，有人拉横幅，有人要游行，有人看热闹，还有人用一百元去买小东西，要找光他们的零钱，有人自己降下家乐福的中国国旗，然后拍个照说是家乐福给中国降半旗。我认为这些行为都有点拿不出手，尤其是最后一条，那是猥琐加惟恐天下不乱了。爱国有的时候是自救，但有的时候是种腔调，我们做的没腔调。

当然，你可以指责我说，那你做点有腔调的事情啊，你去围法国大使馆啊，你去法国抗议啊，你去吧炸空客A380啊。关键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心里根本就没那么想过。我依然做着我的本职工作，写好东西，赛好车，一年比一年进步，现在我们拉力水平可以在亚洲比了，让赛车水平很高的日本人和相对比较高马来西亚人都刮目相看，而且不输他们甚至可以战胜他们，再给一段时间估计我国车手和赛事的水平能赶上欧洲的二流，希望能出现顶尖的代表去何欧洲的顶级车手抗衡……最后的目标就是法国的世界拉力锦标赛之王勒布，不管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这些都是我们在做的。而一些人在做的却是去搞一个超市，要是你不去搞的，就是汉奸和卖国贼。

外国人说我们两句，骂我们两句，我们全国上下急成这样，而且边愤怒边得意，得意的是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和“祖国终于强大了，所以一些国家开始害怕我们，企图分裂我国”。可是我怎么就没看见一个让世界都害怕的国家和民族的国民应有的气势呢。你搞家乐福，你很多中国人搞了半天，搞得家乐福里的中国员工也左右为难，然后围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几个坏事的中国人再砸那么几下，然后出动一帮中国防暴警察，看到的全是中国媒体的报导，敢情过程里没出现一个法国人啊。

我们觉得，支持我们的，夸奖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朋友，反对我们的，贬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是非观未免太简单了和太看重自己的面子了。

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怎么那么脆弱和表面呢。人家说你是暴民，你就把人家骂一通恨不能打一通，然后说，我们不是暴民。这就好比小明说你是笨蛋，你就对着小明女朋友的弟弟的狗举个大牌子，上面写，我不是笨蛋。这个讯息的确会反馈给小明，但小明依然觉得你是个笨蛋，你像你觉得自己很委屈，而小明其实更加笨一样。

到了今天，有一个让人难过的倾向，就是我们几乎没有正方反方，你就是要表态，你抵制不抵制，你如果抵制，好样的，你是中国人，你站对了队伍，你如果不抵制，你就是汉奸，你如果不表态，你也是一个孙子。不知道这时候法国政府开放对抵制家乐福的中国人的入籍申请，会有多少人想去法国做卧底？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就是：家乐福就像一个充气娃娃，让一帮人抱着发泄，一方面可能的确平时活得太压抑，要找个没什么代价的出口。一方面边发泄还要边问这充气娃娃和充气娃娃的制造商，我强不强啊，我强不强啊，看见旁边那些对于搞充气娃娃没兴趣的人还指责他们性无能。

五月一号会发生什么事情，反正你我都不知道。但我真的怀疑大家的内心是否真的那么愤怒，还是大家很久没有行游和会集了？参加行游很好玩吧，赶去会集很热闹吧？爱国主义庇护下的行游和会集又很安全吧？如果你真的不能忍受，觉得现在的情况等同于八国联军侵略，是国难当头，是形势危急，是四面楚歌，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必须对着超市抗议，那么我也尊重你，我最终也能理解你的情怀。就怕你是个赶集的。

http://www.bullog.cn/blogs/lianyue/archives/127962.aspx

http://life.qikoo.com/article/q9118837,41f986,n3982_39224.html

 

本来我个人还是不排斥5.1抵制的，给那些死老外一点小小的教训也可以，但是我反对暴力，因为这是违法的，我国的法律还没有到一纸空文的地步。至于FF的什么搞破坏的意图，我只当是茶余饭后的笑料罢了。

 

4.18事件，却让我看得更清楚了。相信不少人也看过视频了，三个字形容：打砸抢。爱国，不是应该首先爱自己的同胞吗？你们这些大学生都念过一点法律把？第一，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已经违反了法律了。把正规超市的收银台砸了，气球扯了，这是很严重的破坏行为。第二，我看到的，是一群义愤填膺的中国人，去欺负另一群每月只有几百元微薄收入的超市中国员工。整个场面里，没有一个法国人的身影，也没有一个美国人的面孔，有的，只是两票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目的而互斗，也不知道斗赢了对方有什么实际的帮助，没人知道，看来打砸抢才是最终目的。

 

外面法国人不少，家乐福管理层也有法国人，这些大学生不敢，他们不敢去教训洋大人，只好把气全发在咱们可怜的同胞身上。他们不知道，等他们走后，还有一群可怜的，每月几百元的同胞，要帮他们收拾现场的垃圾（满地狼藉）。

 

他们只知道，搞中国人，代价最小，基本不会有人追究什么，但是，如果真的搞了哪怕只有一个法国人，恐怕会引起很多麻烦，付出的代价可能很大，得不偿失，选择之下，拿同胞出气是最稳妥的方案。

 

这就跟选择国家一样，美国支持DL比法国时间长，经费多，可是大家发现，美国太强了，列美国货恐怕会列到手软，同时会感到非常绝望，于是乎，大家把矛头一致指向法国，让法国来做美国人的替死鬼，谁叫法国最近地位不高呢？

 

现在的FF大学生，绝对不是头脑简单，整个计划都经过了周密的计算，找到了最简单，最不容易受到牵连的方式，去进行一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爱国运动”。“抵制法国”的一场运动中，没有一个法国人，没有一件法国商品，有的，只是中国商品和中国同胞。

 

5.4青年敢烧政府大员的房子，韩国青年敢自杀，甚至前几年的青年还敢去领事馆闹事，现在的青年，居然只敢找自己同胞麻烦，却连一个洋大人都不敢碰。把自己同胞修理了一顿后扬长而去，接着就认为自己成为爱国青年了。

 

欺负自己同胞的爱国青年，违反自己国家法律的爱国青年，好爱国啊！

 

还有一个网友的文章：

今天下午去合肥国购广场的家乐福购物，却运气极差，遇到了家乐福被一群“爱国青年”攻击的时候，不过也让我有机会亲身经历这次“爱国行动”。开始去时只是一群人在外面抗议，当时也觉得很正常，全国都是嘛～谁想到了下午5时左右他们竟冲进家乐福超市里面，一共大概有100多人左右，他们扯掉三色法国国旗颜色的布条，打破卖场上悬挂的气球，撕下卖场内悬挂的各种横幅，大喊：“抵制法货，家乐福倒闭"等口号，场面煞是壮观，并引起大批人群的围观。渐渐的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加入的人也变多了，场面也更加混乱，超市的营业完全停止，家乐福的营业员都都被安排躲了起来。每当撕下横幅或打破气球时，周围便叫好声一片，把一些小孩都吓哭了。他们还冲击了收银台，我看到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生很是强悍，又是将购物篮砸在地上，又是踢购物车，哎！小女孩也不容忽视啊，竟是如此暴力。我当时正在购物，还好及时获知消息后赶紧将购物车推开，否则恐遭不测啊……听说有好几个推购物车的人被“爱国青年”打了，还有从家乐福购物的人出超市门便被矿泉水瓶袭击，才听说昆明家乐福门口的事，想不到合肥闹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后来有大批警察——大约70人左右进入超市维持秩序，可警察叔叔们也只是看着“爱国青年们”进行他们的“爱国举动”，可能是未接到上级制止的命令吧～不过警察的到来也有一定的作用——至少“爱国青年们”不敢抢超市，不过在其中混水摸鱼偷超市东西的还是有的，我就亲眼看见一个“爱国青年”闹累了在拿着一瓶橙汁在喝……更惨的就是和我一起去的一位胖子同学啦，他刚讲了一句：“这些人到底在搞什么东西”，话音未落，便被一“爱国青年”饱以两拳，无奈我等势单力薄，好强的胖子也只有忍了，我也庆幸他的理智，否则的话他恐怕就要被送进医院啰！本以为他们闹了一会便会离开，可想不到他们在超市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离开，不断的在里面砸东西和喊口号，一直耗到七点多还是如此，害得我只好放弃购物的念头。我走的时候“爱国青年”们正在砸家乐福的大门，伴随的是一片叫好声～据说这些“爱国青年”大部分为安徽农业大学以及周边大学的学生，现在的大学生可这是强啊，充满了激情——只不过他们的激情行为究竟是在帮中国还是在害中国尚不能知晓……走时家乐福门口已经聚集了好多人（大约2万人！大部分是学生），并依然有学生不断向家乐福涌来（大概是因为明天是周末，今天晚上无事的缘故吧），不知此次活动将会如何落幕，也不知这是合肥抗议活动的开始还是结束～～～但愿不要有人因此事受伤或受其他伤害！～

"爱国不是狭隘的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它是掷地有声的责任"

 

我看到一个同学的签名改成了这句话，好，那么做一个解析吧

 

爱国不是狭隘的和狂热的民族主义,但以狭隘的和狂热的民族主义行为来爱国，那就达不到爱国的目的，甚至不能称之为爱国，甚至是在误国。

 

民族主义情绪之所以容易被利用，即由于在发泄这种情绪的过程中，能让人得到一种“我爱国了”的快感，这是很道德很制高点的，古往今来，弄权者，谄客，阴谋家，都喜欢利用民众的这一情绪进行煽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狂热的大众面前，清醒的思考很容易被淹没。试想，一个让邻国从来不敢掉以轻心的国家，一个从来不敢放开人民自由的国家管理者，一群大多数缺乏理性教育与自主思考的民众，这是多么令人恐惧的现实。

 

类似抵---制家乐福，这是个人行为，我们没有理由去要求别人和自己一起做，也没有理由要求别人和自己一起不做，但我们要清醒的了解做这件事的后果。抵--制家乐福最终伤害到的是谁？让家乐福总部被迫发表声明支持奥运有意义么？且不论这种声明是否发自真心，是否证明“资本主义不过是纸老虎”，这样的一种作秀般的表态方式，伤害不到那些真正在支持ZD的人，只是提高中国的失业率，同时深化在外国人眼中“最近50年中，中国民众普遍都是流氓与无赖”这种偏见。不要和我提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是允许的，喜欢这么说的人，多半不喜欢把自己的利益赔到任何的有益事业中去。最近这一事态似乎又上升到动起家乐福中的冷藏食品，鲜货的歪脑子，我在这里清楚的说一句，大型超市里多的是摄像头等监控装置，这样的行为属于经济犯罪，不要跟着你在QQ,MSN上的朋友随声附和傻乎乎地跑去实践。

 

所谓爱国，首先是希望并自我努力让自己的国家强大，怎么样的国家是强大的？一个永远致力于促进人民的福祉，特别是还不那么幸福的人民的福祉，一个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上都能让外国人刮目相看，一个能包容不同民族，不同政治意见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是强大的。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让世界看到了当时走出战争废墟的日本，看到了走出独裁体制的韩国，尤其是汉城奥运会，一首HAND IN HAND，展现了当时新韩国人民的精神风貌。我国申办2008奥运会，想必也是想在世人面前，炫耀一下多年来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显然，我国人民的精神发展没有跟上物质发展，在奥运会仅剩4个月不到的今天，我们的民众仍然执着于在网络上漫骂，抵制，排外，扣屎盆子，向外国机构发送恶意攻击信息，这样的中国人民，他们觉得自己是爱国的，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爱国责任感，驱使他们去这样做。

 

那我现在问一句，你们有没有同样等级的责任感，来承担让中国事实意义上的在外人眼里成为一个充斥着流氓与无赖的国家，来承担让北京奥运蒙羞的责任！

 

“爱国主义是一种真实的责任感。民族主义则是一只在自己的粪堆上喔喔叫的傻公鸡。”——理查德·爱尔丁顿

“当整个国家大声叫嚣爱国主义的时候，我不得不探究他们手掌的洁净和心灵的纯洁。”——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昨天晚上收一短信，大致意思是家乐福给达 赖捐钱，法国支持zd者甚多，拥有美女模特老婆的法总统也声称抵制北京奥//运会，婶可忍，叔不可忍，因此号召收到短信的同志一起抵制家乐福，并把短信转发给其他人，让同志们一起参加抵制家乐福17天。

看完短信以后我只能一声叹息：我党我政府这么多年的爱国教育真sb，这个sb你既可以理解为傻逼，也可以理解为失败，反正都一样。培养出来的一小撮爱国青年尽忙着给政府和国家制造难题。南方雪灾才结束，股市崩盘方兴未艾，cpi都8.3%了，大学毕业生60%找不到工作了，你请人家参加奥//运会人家都不愿意来了，金牌都快发不出去了，宝哥哥都愁得不念诗了，你们这一小撮爱国青年不但不拉动内需，不创造就业，还要搞抵制，还要添乱，想气翻宝宝哥是咋的？

家乐福就是一卖场，租的场地是中国企业的，租金交给中国企业，里面卖的大部分都是中国工厂中国工人生产的东西，连家乐福的绝大部分雇员都是中国人，充其量有几个高管可能是法国人，卖东西产生的税收也是交给中国政府。我就搞不清楚了，本土化程度如此高的企业，你爱国青年抵制个什么劲？古话说：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要是按照一小撮爱国青年的办法做的话，那就是，杀敌一个，自损一万。连这么简单的算术都搞不清楚，你说，这么多年的爱国教育是不是sb？

谁给达赖捐钱，谁支持zd者，谁抵制北京奥//运会，一小撮爱国青年就抵制谁，这跟咱政府办奥//运会的宗旨太南辕北辙了。办奥//运会的宗旨就是让全世界人民参与，不是提倡说同一个奥//运，同一个梦想吗？你不能人家怎么了你，你就跟人家同床异梦了，就非要以牙还牙了。泱泱大国子民，一点气量和度量也没有。诺贝尔把和平奖发给达赖了，你就抵制诺贝尔了，欧洲议会美国议会出台反华决议了，你就抵制这些议员和中国议会来往？联合国秘书长说不参加北京奥//运会了，你就让中国在联合国上抵制秘书长的工作？拆秘书长的台？真这样做了，看起来是不是很sb？不这样做，单纯抵制家乐福，又有什么意义呢？

真的要想抵制，靠一小撮爱国青年呼吁民众肯定没什么用处，民众能买多少法国货呀？政府和国企才是法国货最大的买家，一小撮爱国青年应该到政府和国企门口，举牌呼吁，要求政府和国企停买法国货，已经买的要求退货，这样才能显示一小撮爱国青年的爱国热情。比如，到民航总局和各大航空公司门口举牌，要求他们别买空中客车。到铁道部门口举牌，要求他们别买法国高铁的技术和设备。到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网通门口举牌，要求他们别买阿尔卡特的设备，否则一小撮爱国青年抵制发送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网通的短信。到各个机关事业单位门口举牌，劝说各个单位领导拒坐雪铁龙、标志等法国车。到东风公司门口举牌，要求停止生产东风雪铁龙。

如果一小撮爱国青年都不敢去上述地方举牌劝说，那么你们发发短信，到家乐福门口举举牌，只能视作是一种行为艺术，是一种作秀，是打着爱国旗号的骗子和傻子，也就是俗话说的爱国贼，没有任何爱国的技术含量。

来源：大牛无形

“我不抵制美货，也不抵制法货，我只抵制蠢货。”—

收到朋友短信，号召我不要去家乐福购物，通过抵制法货来抵制法国人欺负我国运动员的行径。我回短信说，我一直抵制法国文化，至今不会说法语，就会说“傻驴”。可是我要抵制家乐福，我也变成了“行径”和“傻驴”。

我从来不抵制任何货物，包括日货，韩货，美货以及现在的法货。我用的第一款手机就是阿尔卡特。后来不用是因为这款手机有个特点，屏幕上不显示任何文字，跟我家无绳电话一样。我也不抵制日货，我家买的第一台电视机就是夏普的。但我很少买日货，不是因为我爱国情操有多高，而是不需要，需要的时候我肯定买日货，比如数码相机。我不喜欢韩货是因为我觉得有些韩货都是样子货，比如手机，中看不中用。

其实最好的抵制就是闭关锁国，回到毛泽东年代，你们丫受得了吗？受不了就别矫情，抵制这个抵制那个。最好的抵制就是让自己牛逼，你不牛逼，人家就欺负你。人家一欺负你，你就抵制人家，这叫装牛逼，真这样你可以去北朝鲜感受一下，那里除了朝鲜货就是中国货。以使用消费什么货来区分是否爱国，这是中国式的“普世价值”。

你抵制，就已经证明人家比你强大了，已经渗入到你生活中了，早干吗去了？

正好我手里还有个家乐福的购物卡，这几天大概去的人比较少，我可以去购物，不用排太长的队。

如果真让我抵制什么货的话，我只抵制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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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先后接到两条短信，发信者我不认识，看来像群发的，信的内容却一样，就是告诫人们抵制到家乐福去购物，理由是它是法国人开的超市，而法国政府支持***，他们的总统还宣布不参加开幕式了。

　　这两天，我还看到消息，有我们的留法学生呼吁同胞不要到法国旅游，理由和上面的差不多。

　　这么大的情绪就像传染病一样快速蔓延，很令人担忧。

　　我想，这些热血沸腾的人根本没有把问题搞清楚。法国政府什么时候支持***了？就因为火炬传到巴黎遇到了反对声吗？不错，面对奥运火炬传递史上前所未有的抗议者，难道我们除了愤怒，就不会有点别的思考？

　　就说法国吧，这么多年它一直和美国别别扭扭，在不少问题上还和我们中国保持一致，怎么当萨科奇被一人一票弄上台后，法国人说变就变了呢？

　　我们应该能够看到，法国警察在奋力阻止那些施暴者，因为在法国，在西方，任何意见都能发表，但只要出现暴力，立刻就会受到法律制止。仅此一点，就够我们中国学的，不信，你在北京组织个反对***的和平游行试试？

　　我很理解这样的激愤情绪，我这个年龄的人，大都做过愤青。四十年前，"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曾经热血沸腾，曾经忠贞不二，结果是乱了国家，也险些葬送了自己。

　　那时，专制者统治人民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建立信息屏障，效果就像我们邻国的收音机只有一个频道，所以朝鲜人至今只信金正日一样。那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我们这些愤青们仍信誓旦旦地要去解救资本主义社会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呢。

　　是"9·13"突发事件交给了人们思考之门的钥匙；是"四五"运动集结了人们反抗专制的力量；是改革开放提供了人们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可能。

　　三四十年过去了，虽然中国经济变化巨大，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却总是进进退退，一遇问题，许多时候我们仍习惯于过去的方式，立即建立信息屏障，办法很简单，就是我只让你知道我想让你知道的事。当人们接受的信息是单一的，人们的思考就一定不会是理智的。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太多、蠢事太多了。一个人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总犯同样的错误。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面对重大事件，我亲历的教训总是提醒我，我知道的究竟有多少？我的信息来源是单一的，还是多方位的？我看到了结果，但我了解它演变的过程吗？

　　毛泽东有句名言：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只可惜，他从来不让人们凡事知道为什么。

　　制造假象，屏蔽信息是专制者惯用的手段，但他们不知道，假象在蒙蔽公众的时候，也同样会蒙蔽专制者自己。

　　齐奥塞斯库就是在接受子民山呼万岁时突然面对众叛亲离的，他哪能理解自己逃到家乡竟也无法摆脱人民的追捕，他更预料不到几天后当起义者宣判他夫妻二人死刑时，竟有那么多的士兵报名要亲自参加行刑。绝望的齐奥塞斯库夫人曾向一位年轻的士兵哀求：孩子，我这个年纪应该是你的母亲！谁知那名士兵毫无惧色：不，是你杀死了我们无数的母亲！

　　在自己制造的假象中死去的还有苏丹的阿明、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伊拉克的萨达姆、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尽管米氏头一年还被我们中国视作民族英雄，可第二年他就被自己的人民送进了海牙国际法庭。

　　毛泽东的结果似乎好些，但他老人家刚离世，自己亲手提携的一干接班人连同自己的老婆就被押上了审判台。

　　文明社会一个重要标志是信息必须开放，中国老话讲的兼听则明也是这个道理。

　　西藏问题复杂得很。几十年间，达赖喇嘛也有从追求西***立到改走中间路线并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演化过程。不错，达赖属下也有派系，那个藏青会是闹独立的、反对北京奥运甚至是崇尚暴力的，但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全部责任都推给达赖，这就如同阿拉法特不能控制下面的极端派而将责任全部推给阿拉法特一样。胡子眉毛一把抓，至少从战略上是失策的，其结果不仅反制不了施暴者，也团结不了一切可能争取团结的人。

　　既然远的唐皇帝可以把文成公主嫁到西域，近的***可以提出变输血为造血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难道我们除了以暴治暴，就真的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吗？

　　只要不追求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好像是中央政府并没有改变的既定方针。我们对达赖喇嘛要察其言、观其行，要知道，台湾对大陆也在察其言、观其行。所以，在我看来，西藏问题如处理不好，台湾回归就根本无望。

　　什么叫谈判？在某种意义上，谈判就是相互妥协、相互让步和相互包容。否则，干脆吵吵骂骂、打打杀杀算了。但今天已不是冷战时代，战争是要死人的，而今天的中国更不能随便牺牲自己的子弟--都是独生子女，死掉一个孩子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如果高官贵人与平民百姓同舟共济也罢，但您的儿女发疯似的在升官发财，凭什么普通人的孩子要去流血牺牲？

　　面对所谓的"反华"声浪，中国人不是第一次了。朝鲜战争时期有一次，大跃进时期有一次，文革时期有一次。只有SARS那次我们还算冷静，最后在外部压力下终于有了从隐瞒真相到面对事实的转变，从而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平心静气地看，我们中国人逐步摆脱贫穷的三十年，哪一次显眼的进步离开过文明社会法治国家对我们的影响、帮助、甚至"压力"？经济上有目共睹，就是意识形态方面呢？我们曾批判过多少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更视他们标榜的人权为洪水猛兽，但今天，就算羞羞答答，我们至少已经开始想建设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了，想保护私有财产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了！

　　我们爱国的一个缘由，还来自中国饱受外强欺辱的历史，你看，我们的教科书一直就是这么说的。不错，这是史实，但不全面。就此之外，我们大汉民族也有欺负别国的并不荣耀的历史，远的元朝忽必烈的远征杀戮不说，近在30年前,我们输出革命，除了全力扶持臭名昭著的波尔布特政权外，还一直在鼓动、援助东南亚诸国的反政府武装进行一系列的血腥活动。

　　这里仅摘录一段史实供各位赏读：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时，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苏联），而新加坡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李光耀告诉邓小平说，新加坡的邻国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来源，这是因为这个区域并没有海外俄罗斯人，不过却有海外华人，而且他和他代表的共产党还不断向东南亚人作政治广播，鼓励人们进行武装起义，为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后来，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邓小平在听了上述议论之后的反映：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我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疑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李光耀称赞说：邓小平是他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邓小平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广播。

　　举这个事例，我只想说，历史上，我们对别人也曾有过错，北边的南边的不少国家的历史都有明确的记载，而我们从来没有勇气让他们修改自己的教科书。

　　我们公民的言论自由、游行自由，只是写在宪法上，什么时候人们真能畅所欲言又能公开的发表意见，暴力就会减少，和谐才会到来。

　　我们不能指望那些一面不断地妖魔化西方一面不断地把自己子女送到美国法国读书、拿绿卡又争入籍而从不把子女送到古巴朝鲜的人指挥人们如何爱国吧？这就好比你不可能指望一个百般隐瞒"周老虎"的人在其他问题会说出实情的道理是一样的。

　　在西藏问题上，能反省我们自己的失策吗？在奥运问题上，能检讨我们自己的失误吗？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宣布不参加开幕式了，尽管他的说辞给足了我们面子，我们真的不明其里吗？

　　那些鼓动国人不去法国旅游的留学生，你何不做个样子，干脆中断学业回国算了，再说文革中，咱们北京曾有过百十万人热烈欢迎在印尼雅加达、在香港、在莫斯科红场大显身手的中国人光荣回国的场景。

　　对那些群发短信号召市民拒绝家乐福的朋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昨天刚巧去了那个超市，买回来的竟全是国货，那个超市养活着数百位中国职员，在那货架上数万种货物的背后，恐怕不会少于数百万的中国工人。

　　如果这样的抵制能够实施，我们中国自己就先乱啦！

海外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西媒，所以看到的是不公正；海内中国人接触更近的是中媒，所以看到的是不自由。大家在两个平行线上，说两件事。

 

要我看，海外中国人反对一些西方媒体和政界的选择性失明，一些自由派中国人反对国内缺乏言论、宗教自由，都是好事。作为热爱公正和自由这两种价值的人，这两件事都让我高兴。

 

不高兴的是，某些人因为反对西方的不公正态度而放弃对国内缺乏自由的批评，而另一些人因为批判国内控制而觉得没必要对国外偏见进行批评。绕口吧，现实就是这么复杂。

 

有人留言，“藏民知道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汉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官方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这个逻辑是不是可以推导：“中国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西方人知道个屁，就知道跟着媒体的煽动发情，这不是脑残是什么？”你可能会说，西方媒体是多元的，中国政府是一元的。别忘了，“群情激愤”的海外华人的确生活在“媒体多元化”的社会里。

 

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上面引号里这两个论断中的任何一个。我认为当一个人带上情感的有色眼镜之后，知识对于克服狭隘的作用非常有限。

 

有人说，别的不说，因为长平文章而将《南都》视为“反华媒体”的人肯定是脑残。这一点，我还真同意。但我不怎么为此生气。为什么？我总觉得蠢到一定重量级的人可怜甚于可气，象《北京晚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用那篇文章完成了一次非常完美的自我羞辱----任何进一步羞辱都是画蛇添足。当然也许那篇文章很有“迷惑性”，造成很大危害，我不清楚。认为《南都》是“反华媒体”的中国人比例是多少，从小昭的链接跟贴来看，似乎也不太多。我自己在这里跟不少留学生聊天，反媒体不公正、打算去游行的人很多，但谈起与长平、梁文道文章观点类似的观点，心态都很平和，并不像某些自由派想象的那样“脑残”。当然对于“脑残论者”来说，可能就是要focus on“对方阵营”的蠢货，用你的high来fuel我的high，你high我high大家high。

 

系统update一下最新看法：

 

A 面

 

如果说政府在314之后有什么令我特别揪心的，就是它的鸵鸟心态，完全是living in denial。否认达赖在藏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否认达赖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否认在你死我活之外还有可能的中间道路，否认我们不单需要征服而且需要体面的征服，否认自己生活在21世纪需要一套新的思维和语言方式。为什么打死也不谈呢？哪怕是装，也可以跟人家谈一下嘛。当年老毛还知道装着重庆谈判，谈判一破裂立马就获得举国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深深的同情了嘛。而且没准就谈出感情、谈出眉目，谈出“其实对方也不是六角怪兽”的结论呢。

 

谈，未必有结果。不谈，肯定没结果。而且将不得不一直保持外交、舆论上的被动地位。

 

当年老毛靠“统一战线”起家，今天政府搞成这样的四面楚歌，CCP之没落，令人感慨。当然这也不奇怪，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气候里，一般只有失去个性和创新力的人才能够爬上去，爬上去之后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能够表现出个性与创造力。每次看新闻联播镜头扫过领导开会的情形，我都深受震动，震动什么样的文明能造就人类表情、姿态、语言这样彻底的机器人化。平时，这种“机器人化”可能也没什么，跟毛时代“个人魅力呼风唤雨”相比，“机器人”甚至是一种进步。但一旦某些危机出现，机器人的弊端立刻呈现出来----机器人只能在“正常条件下”重复性运转，一旦出现某处接触不良、断电、外力冲击，它就完全不知所措。你说西藏***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火炬被抢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西方谴责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你说“白菜两块钱一斤了”，他说“达赖这个坏蛋”。专制体制之缺乏弹性、缺乏派系的政策博弈，缺乏灵活变通，缺乏“台阶”，让专制者被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绑架，最后专制制度下最不自由的，成了专制者自己。

 

记得zw说起：都不是坏人，但是是一群没有理想的人。

 

网上一些愤青的想法说法，说实话“鸵鸟”心态也很强，不肯承认政府在新闻管制方面有问题，不肯承认在实力、利益之外还有一种叫soft power的东西，动不动就是“他们妒忌中国的发展”，抓着“剥人皮”“奴隶制”这样西藏流亡政府早就摒弃的历史没完没了，要不就是“你们还怎么怎么地印第安人、伊拉克人了呢”这种笨拙逻辑，看得让人揪心，忧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在一个正常的、普世的逻辑和思维框架下跟人对话呢？一万年太久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网青都鸵鸟。有个网友的留言形容海外华人的多样心态比较恰切，转帖一下：“我在法国看到留学生的留言，组织，讨论如何让西方人理解，如何申请游行，如何展示自己，作为在民主社会生存的一员行使这些民主社会基本的权利，他们很熟练的运用民主社会赋予他们的权利，并且遵守一切关于游行的法律。有人骂人，有人反法，有人思考，有人劝告大家冷静，有人提出好的想法，有人积极接受法国电视台和电台的采访，有人打热线电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同意现在很多人有点不冷静，有点攻击民主人权，但是更多的人在反思，反思中国，反思西方。”

  

B 面

 

那我为什么还是支持海华的游行呢？因为我始终认为，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问题上偏见太重，政界的反应也一样片面，需要被抗议、被纠正。你要说什么偏见啊，那我再说一遍，就是对中国和西藏的历史关系问题、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经济社会扶持政策、藏人在314事件中的暴力行为、喇嘛精英们（有时候基于谎言基础上）的仇恨教育、西藏问题在成为“人权问题”之前本质上是一个“冷战问题”……等inconvenient truth 遮遮掩掩或甚至只字不提。

 

比如，动不动“since the invasion of Chinese in 1951”，说的跟1951年前真有一个国际上被承认了的西藏国似的。就算1951年是标志着“接口式统治”（王力雄语）向“军事化统治”的转变，“接口式统治”就不是统治了？与其说这是从“非国家”到“国家”的转变，不如说是在交通、通讯不便情况下的“粗放式统治”向现代化条件下“密集型统治”的转变、以及国民党时期南京政府自顾不暇式的统治向共产党全面渗透性统治的转变。再说一遍，我不认为一个地方历史上属于一个国家它就应该“从一而终”，但是历史上西藏是不是隶属于中国这个事实范畴的讨论，虽然对于我个人没有什么意义，但国际法在确立“主权国家体系”时，的确把“领土现状”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对我自己来说，只要你不杀人放火，爱独立不独立，关我P事。但是我能改变目前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背后的暴力机器吗？不能。如果真有战乱，会伤及我一根毫毛吗？多半不会。那么，在我不能防止暴力冲突、并且别人可能成为炮灰的情况下，出于基本的责任心，我不会支持分离主义运动，因为在这个情况下，my opinion matters much less than lives potentially risked. 这就好像如果我一个朋友非要去北极看美丽的极光，但是去的路上很可能被冻死，我劝他不要去，不是因为我觉得极光不美丽，而是因为他可能在路上被冻死。

 

又比如，中国政府对西藏在投资、教育、税收、就业方面的优惠，人均寿命的增长，医疗、基础设施的改善，西方媒体有几个提这事呢？你可以说这些都不重要，只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这一件事重要。你可以这样认为，但你不能代替别人这样认为。一个负责的媒体应当把这些事实性的讨论给端出来，give a larger picture，让读者自己去做判断。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媒体政界和学界出现分野，象Gunfeld，Goldstein，Parenti，Sautman这样真正做研究的人，愿意give a larger picture，而不仅仅将自己设定为a tool for one-sided propaganda。

 

不give a larger picture也就罢了，动不动就是“屠杀”、“迫害”这样conversation-stopping 的字眼，用闹同学的话来说，藏人随便拉个标语就当事实来报道。承认这一点吧：中国有宣传机器，西藏流亡政府也有。西媒之所以令这么多海外华人愤怒，就是因为它完全用双重标准来对待两边的宣传机器：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事实，一边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宣传。在网上跟一个老外讨论，他目睹了中国人的“群情激愤”之后说：为什么中国人的看法都一模一样呢，如果13亿人看法都一样，根据“law of average”太不正常了，被洗脑了吧？我说，读中文就上牛博看看吧，中国人没你想得那么万众一心。相比之下，我知道的pro-TB Chinese are much more than pro-China westerners, 根据你的逻辑和你说的law of average，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你们被自己的媒体给洗脑了呢？

 

NYTimes 说，中国政府不能指望自己长期压制藏人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藏人的反弹，但是同理，NYTimes这样的媒体也不能指望自己长期一边倒的舆论导向而不承受因之带来的中国人的反弹。

 

有人说，“你最近怎么这样啊，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啊……”。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就西藏问题，我01年就跟一个老外讨论过，至今基本观点没有大的变化-----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我和西方主流认识gap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而是因为我们对事实的认知不太一样（这也是我不太认同梁文道文章的地方-----他强调价值差异，而我认为在价值差异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事实的认定不同，而事实的认定不同，一个原因就是某些西方人从来不试图从媒体渠道之外得到任何关于西藏的信息----哪怕读几本西方人自己写的学术研究著作呢。）。

 

还有网友问：你身边的老外对这事怎么看？他们的网民讨论吗？我的感受：第一，西方人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关心这事，大多都是瞟两眼电视，洗洗睡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因为“全世界和中国作对”而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都醒醒吧。第二，我和一些外国同事朋友说起这事，他们都愿意倾听、讨论一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视角，心态开放，讨论平和，要么调整一下以前的看法，要么求同存异，几乎没有见到过那种气愤填膺或者幸灾乐祸的人，与某些中国人（无论哪一派的）的歇斯底里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可笑的是，有些人不但不能容忍你采取“对方立场”，而且不能容忍你不采取立场、或者采取中立立场。任何超出简单“表态”式的讨论，就是装逼）。第三：关于外国网民的讨论，我接触很少，有时候看Economist文章后面的跟贴讨论，觉得质量还是挺高的，主要是心态比较正常。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一个中国人写的）：Sometimes, I look back at my country, with tears I see a lonely orphaned teenager struggling to the adulthood, trying to pick up the tattered heritage from her parents, surrounded by the glare and snub of other more glamorous grown-ups.

 

即使是和身边的中国人讨论这些问题，也没有碰到什么咬牙切齿的“脑残”。其中不少人都表示要去“参加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窑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读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有时候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确实没有对他们的智力或者道德上的优越感。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还是不要象我党那样，用贴标签代替思考吧，因为廉价的胜利，往往是不可靠的胜利。

转自 连岳的第八大洲

http://www.lianyue.net/blogs/rosu/archives/121449.aspx

 

Re: 博客留言
[匿名] jayznb [美国] @ 2008-4-13 8:39:20

 

 

叙事篇

昨夜，我辗转反侧，想到伦敦巴黎圣火的遭遇，想到当日上千脏毒、人权、环保等等在旧金山civic center广场上的集会，想到美国人人有枪恐 怖 主义善用炸弹，全身阳萎，但是又想到十年以后，我要和我的小孩说，“当年你爸就在旧金山，就在人群里，就在圣火旁，见证了历史。”便在被窝中坐起，英俊而坚毅地对自己点了点头。今日，我蔫巴地走在加州的烈日下，在被忽悠的各派别队伍里，希望十年以后我的小孩别跟我提这个，因为我不好意思和他说，“当年你爸就在旧金山，就在人群里，但就是没看着圣火，丫改道了。”

今日圣火的路线本应在下午一点半从AT&T公园（巨人棒球场）开始，一路北上，到海边的标志性建筑FERRY BUILDING止，不论你是信央视，还是信CNN，这条路线都是共识，所以不管是自由zd的白旗，还是爱国人士的红旗，中午左右就成千上万地打在了沿路。警察也早早到了场，该封路的封路，该人墙的人墙，还一度开过来一辆卡车，自己发头盔防弹衣，看得我想打了鸡血一样激动，后来回想，他们不是奉命被忽悠了，就是演技真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展现出了正确的表情和肢体，怀疑是从好莱坞调来的。

五星红旗和雪山狮子两派边等边吵，边吵边等，旧金山的润喉片都要脱销了，还是没见有任何火炬的影子。各种小道消息到处流传，比如改了水路，比如换了地点，人群开始骚动，一骚动反而安静了些，因为不骚动的时候都在喊口号。预计时间一小时之后，很多人从电台里得到消息，路线更改，于是向终点走。还有些人在当地犹豫，在看到大批警察跨上自行车（对，脚踏车，单车）骑走以后，也终于离开了圣火的原定起点。由于大家不是同一时间得知改换路线的消息，而且属于不同派别，不想在对方面前表现出反对以外的表情，于是没集体表现出强烈被忽悠的失望感，转移时仍然保持了运动战边吵边走的气势。但是明显从一些人（不分派别）的脸上可以看出失望的神情，感觉就像奋力一击一拳打空，又像一口浓痰没吐出去，被风刮回来贴在下巴上，尴尬无比。我多次听见有人笑着说，应该和反对派联合起来，一同质问圣火哪去了，觉得这是一天当中听过最醍醐灌顶的话。

经过一番春游似的死走，在各色大旗的队伍里到了终点，那里早已人山人海，但是仍然没看见圣火。一支乐队在表演，唱一些全世界人民耳熟能详的口水歌，主唱白发，我不认识，如果有歌迷，应该还不虚此行。但是乐队距离很远，只能看到大屏幕，一度以为是放录像，这令我想到一个笑话。大学时宿舍有个哥们，迷华仔，省吃俭用去看了场演唱会，回来激动得不成人形，我问看得清楚么，他说我有望远镜，我问真人和电视上有什么区别，他说我用望远镜看的大屏幕。

我在当地又晃悠了一会儿，有人打电话给没来的，说网上云圣火传递已结束，起点终点全改，于是一齐长声唏嘘，灰头土脸的回去了。回到家累得半死开电视，发现正在航拍跟踪载有圣火的大巴向机场驶去，我感觉司机在里面笑我。解说是两个女的，逗哏说，航拍都有几次跟丢了圣火队伍呢，捧哏想了半天，才接上一句，这，真是惊奇阿。我在床上面目丑陋地想，妈的，媒体也被忽悠了。

抒情篇

圣火传递仪式根本目的就是给人看的，要求公众参与传递奥运精神的，没有广大人民参加就没了意义，变成了纯粹的形式主义。像这样偷偷摸摸一把把全旧金山人民以及所有支持反对派系都忽悠到位的做法，和奥运重在参与的宗旨相违背，同时反映了中国作为东道的不是那么大度和不是那么自信，在加上官方宣称这是一次声东击西的胜利，作为被声东击西的祖国人民，我实在不能称赞。当然我理解这是因为美国的反对势力远远多于英法，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腥风血雨，无奈而为之，所以也不把这次圣火改道上升成大是大非问题，只是希望别再继续洋洋得意地忽悠后几个城市的人民了，要么就光明正大的跑，要么就取消算了。


虽然被瞒天过海，但参加此次活动还是有所收获，起码亲见了传说中的示威游行各个派系。首先是反对派，人权、环保、脏毒、越南、达 尔富 尔等等，数量巨大，成千上万；其次又有一些中间派，期望中国zf改变态度但支持奥运，而最令我惊异的是，保卫圣火的华人支持派，留学生队伍空前壮大，比前两种有数量和年龄上压倒性的优势，而且更慷慨激昂，有时行为言词更激进，怒吼的时候看不出来脸上涂没涂红旗。令我感到欣喜的是，也许因为圣火改道，没有目睹和听说暴力事件，如此一来一切的游行示威辩论甚至对骂，都有了积极的意义。对于国人来说，这样非暴力的游行活动真是天大的好事，首先有机会亲自看到听到不同的声音，了解对方的存在，其次由于被迫去容忍不同声音的存在，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也会慢慢习惯这样言论自由的空气，心胸更加包容，起码对于留学生，这是一种对民主自由的社会实践，是留学发达国家的可贵收获之一。

说到留学生，即使身在此中，这次也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个群体的认识，原来他们才是最爱国，起码表现得最爱国的人。在国内时还未见年轻人如此疯狂，炸使馆反日货时也没见过这么群情激昂国旗飘扬，而今天的这里真是红色的海洋。留学生们有这种行为想来也正常，首先是经常孤独，然后思乡，可能还受过一点来自外国人的委屈，这次一受了气，又有大把同乡约一起行动，自己觉得国力也到位了，亲戚朋友qq msn上也羡慕加鼓励了，那当然要狠狠地发泄一把，然后真地把自己都感动了。爱国，是件好事，人得有点信仰，像这次站出来表现自己的声音，或者和别人辩论辩论，只要非暴力，当然就是很值得称赞的行为。但是也有一些不妙的苗头，比如在某国有爱国热血青年当街追打反对分子，一圈国人将其团团围住，群情激昂热血沸腾，双声部高喊类似是“弄他弄他”的革命口号，看得我魂返文革，狼容失色。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主动施用暴力都是不正确的行为，以暴易暴是不正确的行为 too，而围观叫好就则更令人发指，在狂热爱国激情篡夺下，集体失去了理智。再看网上，各大论坛各个博客，主题从东躲***到圣火传递，标题充斥了愤怒悲伤感动这种导致热泪盈眶的情感词汇：“烧死zd，饿死藏人，打得就是你丫，为什么全世界都反对中国，为什么不和法国断交，为什么不和德国断交。”看到这些，眼前就浮现出一个个典型怨妇或者怨夫咬着头发浑身乱颤的形象。即使站在爱国的立场上，也完全可以不用这么激动：首先，有反对的声音很正常，从小只听闻我国光辉伟大人见人爱，偶受抗议心里不爽也正常，但要从此学会接受这种不同声音，因为世界上大家都这么玩也都玩得起，英美办个活动搞事的更多，未见星条米字旗铺天盖地，这实在不值得这么激动。其次，独立也没什么了不起，全世界闹独立的地方太多了，既然成不了气候，笑一笑表示遗憾就好，也不值得怎样激动。第三，洋人支持独 立，或其他反 华声音，很多属于同情弱者加常年意识形态是个人行为，没有那么多阴谋论，没有什么亡我之心不死，没有什么嫉妒你“大国崛起”，所以求同存异，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得了，仍不用那么激动。第四，cnn等失实报道，以前现在将来都不代表所有境外甚至主流媒体，更不代表广大人民，不代表该国 zf，不要动不动就把全西方当敌人，消消气，打击面太大了。第五，媒体总有倾向，失实报道不可避免也很正常，而这次歪曲正是绝佳的机会告诉大家，不论外媒内媒，世界上没有从来正确的媒体，想了解事实真相必须多方面获得信息，加自己独立思考，所谓兼听则明。第六，奥运会还有四个月，仇恨西方，和这个断交和那个断交，是要搞成全运会么？因圣火而愤怒，最终违背了奥运欢迎全人类参加的精神，南辕北辙。第七，旧金山此次反华势力就算是全球最大规模，也不过千把人，和我国十三万万人民相比九十九牛一毛，力量太悬殊，于是不用觉得泰山压顶盲目悲观过分愤怒。第八，打砸抢就是“一小撮”藏人，流亡政府也不代表西 藏 人民，不要以偏概全仇恨全体藏 民，真正爱国要做的是爱惜同胞，把劲儿往民族和谐上使。总而言之，负面的怨怼情绪即使有存在的理由，也没有建设性的意义，就算认为是大是大非的事件，冷静与宽容也是更理性的态度。

我们是大国，我们办了奥运才有可能引出这么多的是非，如果是像爪哇一样的地方，才没人理你，所以心态也要像个大国一样正常而彪悍，不要动不动就一惊一乍鼻涕眼泪，那是岛国心态，也不要因为爱自己的国家而恨别的国家，甚至恨别的民族，这一点逻辑都没有。国民性就如人性，试想那种疑神疑鬼，过分敏感，总觉得别人要害他，常叫嚣谁敢动老子老子和他拼命，还老被自己这种勇猛感动的人，再想想那些你喜欢与之交往，不计较小处得失，宽厚仁爱，亲和大方的人，到底哪个牛逼哪个傻逼，哪个招人喜欢哪个讨人嫌，要做哪个不做哪个？

办奥运从头就揭示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但却也可能成为一个绝妙的契机，希望祖国以此为起点，在民主建设、言论自由和民族政策上再作努力，变被动为主动，从输家到赢家，彻底翻盘。这样也许十年后我的小孩问起我，我还是会骄傲地说， “当年你爸就在旧金山，就在人群里，虽然就是没看到圣火，但是见证了祖国的拐点。”

原文地址：http://jayznb.ycool.com/post.2956087.html
图片版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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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觉得用来阅读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是却远不够用，有时甚至不得不上课拿着手机通过各种渠道来看完一些文章，非常疲劳。我已经8个月没看小说了，上一本都还是HARRYPOTTER7。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利用信号最好的一段时间把前一天牛博上没看完的文章补完已经成了习惯，周三上图书馆翻一下三联，有时如果没空去报栏的话，还要上南周的网站看电子版补完文章，今年停买了游戏类杂志，只剩微计，凤凰和南风窗，但很多时候都无法抽空看完。想了一下，今年杂志加厚，报纸加版，又逢3，4月多事之秋战文层出不穷，如果想轻松些的话，可能要有选择性的少看些文章了。

近日恶战迭生，很懒惰，手机也无力，只是偷闲掺合两脚，因为群体爆楼删贴积分掉了不少

里层某战贴，按手按脚很没功力却很有优越感，无下限

https://www.tamiaode.com/txt/871642478154848.htm

今天，五十年前牵动萨特和加缪知识分子政治的暴力形式有的已不如先前那么严峻(如冷战可能引发的核战争、殖民主义的暴力镇压和酷刑、极权专制的劳改集中营和秘密警察恐怖暴力，等等)，有的则变得更为严峻，甚至发展出新的形式(如以“自由市场”、“法律”名义施行的制度暴力、以“防止动乱”名义施行的政治暴力、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恐怖暴力、以“先发制人打击”名义进行的军事暴力，等等)。9.11事件后的今天，暴力和恐怖对全世界的威胁更严重了，也更复杂化了。暴力表现为加缪最为关注的直接暴力(杀害、肉体摧残、酷刑、监禁等等);也表现为萨特所特别强调的国家和制度暴力(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非人化”，资本主义对工人压迫剥削造成的“异化”等等);还表现为后人所揭示的文化暴力(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西方文明、普遍人道主义和优劣文化区别论，等等)。暴力更表现为恐怖主义把残杀一切生命当作争取某种“事业”成功的不二手段。暴力对当今世界空前的危害正在要求知识分子对暴力有比萨特和加缪时代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也更自觉地警惕自己，不要对任何一种暴力起到可能的推波助澜作用。

 

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知识分子政治和暴力 
 

 徐贲 

    今年是萨特诞生100周年，也许正是时候，回顾一下50年前萨特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的激进政治立场和行为。萨特在共产主义和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这两项问题上的政治参与，都集中体现了许多激进左翼知识分子如何接受暴力，并把暴力当作实现正义目标的不二手段。对这种左翼暴力观最直接提出质疑和反驳的是萨特的朋友，并于1952年与萨特决裂的加缪。萨特的这两项参与还都生动体现了激进知识分子与“组织”，尤其是“革命政党”和“进步事业”组织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在限制左派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和价值判断能力。1952年以后，萨特由靠拢法共，为共产主义暴力正当性辩护，成为党的“同路人”，有4年的时间。1956年，萨特又因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为民族解放事业暴力辩护，成为第三世界在西方的代言人，时达10年之久。1968年萨特在5月运动中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的同盟者，支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暴力社会主义革命，并于1970年出任毛派《人民事业报》的新主编。1974年，萨特和维克多.加维的谈话《造反有理》发表，萨特赞同当时中国的“暴力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的领袖。 ( http://www.tecn.cn )
    
    在萨特的左派知识分子生涯中，1960年可以说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份。1960年的萨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激进政治大使，他是卡斯特罗、铁托、赫鲁晓夫等特邀的客人，是当时反帝反殖知识分子政治的代言人。不久后，他在为法农(Frantz Fanon)的《可怜的天下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仅支持阿尔及利亚人针对白种法国人的恐怖暴力，而且还提出比法农更为激进的革命暴力理论。就在同一年的年初，加缪在车祸中丧生，当时加缪46岁，萨特55岁。 ( http://www.tecn.cn )
    
    加缪去世前的几年是孤独而痛苦的。从1952年起，加缪和萨特就已经不再交谈。这两位知识分子的公开对立的直接起源就是让松(Francis Jeanson)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1952年5月号上发表的《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一文。这是一篇针对加缪近作《反叛者》的批评文章，长达21页。加缪写了一篇17页的答复。随后，萨特和让松又各对加缪的答复写了分别为20页和30页的长篇答复。争论涉及许多个人恩怨，但却一直集中在暴力的合理性问题上。加缪坚持以反对暴力为基本人道价值的“形而上反抗”，不赞成以未来的名义实行暴力和“历史反抗”。加缪认为，代表后一种反抗的种种“革命”实际上只给这世界带来了恐怖、暴政和专制。让松和萨特指责加缪置身于历史之外，是一个空洞的、实际上不道德的道德主义者。这场争论以加缪和萨特的彻底决裂而告终。 ( http://www.tecn.cn )
    
    五十多年前二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以黑白正邪两分对立划分的世界。意识形态的“对决”把世界分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经渭分明的阵营。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也是他们对之作出反应，并在其中形成知识分子政治定位的环境。萨特、加缪和他们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其他介入型知识分子一样，都不能不成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分子介入行为大多以参加党的工作、在政府 部门中担任职务、办报纸、写社论或时评、参加公共活动、签署声明或请愿、在社会和政治事件中表态为表现形式。这种知识分子行为往往面对的是一般公众，使用的是简洁明了的语言，表明的是清楚可辨的立场。当这些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时，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后选择便是陷入沉默。这正是加缪在五十年代末的处境。就在加缪陷入沉默的同时，萨特越来越宏亮地发出他激进左派的声音，在这声音中最振荡不息的恰恰是对革命暴力的赞扬。 ( http://www.tecn.cn )
    
    一.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
    
    萨特和加缪在对待共产主义(尤其是法共和苏联)以及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立场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决定他们立场分歧、介入行为和结盟标准的首先是各自的道义原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看待“暴力”和“恐怖”，以及是否需要在现实参与中保持干净的道德之手。 ( http://www.tecn.cn )
    
    早在1943年，加缪就在《致德国友人信》的第一和第二封中阐述了“干净的手”的道德含义。那就是，反暴力残害是道德政治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原则。加缪坚持认为，无论是现实政治，还是知识分子政治，都必须坚持不到绝对必要时，不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胁时，不得使用暴力。加缪在信中向他的德国朋友解释了法国因何最初战败，因何迟迟才进行抵抗，因何而能最终战胜德国的原因。加缪在信中说，法国参战的犹豫不决是因为“我们法国人痛恨战争，”并且始终在思考“我们是否有杀人的权利，是否可以增加这个世界可怕的灾难。”而就在法国人思考真理时，德国人得了战争的先机。法国人为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法国人只是在被逼到“死亡之门”的时候，才奋起反抗。这时候法国人的良心是清白的，“手是干净”的。法国人的正义战争是“你们(德国人)必败的原因。”加缪还进一步把“本质非暴力”的德国民族和“爱夺他人之物”的德国民族作了对比，认为法国人最初的输是输在善不斗恶;最后的赢是赢在道义必胜。〔注1〕加缪的说法是一种道德理想，因为战争确实有相比之下的正义、非正义区别。但是，加缪坚持“净手”最后一定会战胜“脏手”，战胜者一定是因为净手的缘故，这在现实中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 http://www.tecn.cn )
    
    1946年11月19日至30日，加缪主办的《战斗报》首页的底部，都印有一个代表加缪道德立场的信条，“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加缪指出，“如果我们赞同‘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的原则，那么我们就会视恐怖为合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目的证明手段合理’才会被当作一种原则。”加缪拒绝以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政治恐怖，尤其是斯大林模式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绝对哲学”。斯大林主义辩称，“为几亿人的幸福，几十万具尸体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加缪强烈反对以历史规律为名施行“政治暴力”。他坚持认为，人类必须要有价值标准，否则不可能对以历史名义施行的暴政作出道德判断。加缪针对冷战意识形态造成的暴力冲突危险，提出了他的道德乌托邦:“一个谋杀皆不合法的世界，”通向这个理想世界之路就是放弃一切革命。加缪还指出，不让革命发生，靠的是世界的统一和国际民主，“因为在民族国家框架中，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已经不可能有可以独立运作的政策。”将国内政治限制在“行政问题”的范围，而用和平运动来营造国际社会契约，这是“拒绝谎言和谋杀的当代政治思想”必然得出的共同结论。在反对冷战暴力冲突的同时，加缪力图在当时“亲共”和“***”的知识分子对立立场之外寻找一条“第三道路”。〔注2〕加缪反对的不是共产政治本身，而是共产政治中的暴力和恐怖，这是他“干净之手”的一贯主张。 ( http://www.tecn.cn )
    
    在加缪发表第一封致德国友人信之前不久，同样是在1943年，萨特的《苍蝇》一剧首度上演。在这个剧中，萨特也呈现了他对政治暴力的思考。剧中主角俄瑞斯忒斯接受并采用暴力，以不动摇的决心杀死篡位的君王(他的叔父埃癸斯托斯)和自己的母亲。俄瑞斯忒斯从一个对阿哥斯城邦的过客变为参与者。俄瑞斯忒斯弄脏了自己的手。他对生命意义的轻和重弃取分明，弃的是不思不行的轻，取的是自由选择的重。俄瑞斯忒斯的自由，不是可做可不做的自由，而是自行选择、非做不可的自由。前一种自由是无后果承担的自由，后一种自由是因自行选择而必须负责后果的自由。前一种自由让人可以飘渺出世，固守清高;后一种自由使人不得不时时刻刻面对当下的现实选择和它的一切后果，也就是萨特的“人注定只能自由”。在萨特那里，不排斥暴力成为一种介入现实、承认现实没有明晰道义经纬的生活态度。 ( http://www.tecn.cn )
    
    1948年，就在加缪提出“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明确谴责共产暴力后不到两年，萨特的《肮脏的手》上演了。这个剧再次把政治暴力(脏手)和现实介入放在一起作为知识分子政治的关键问题提了出来。《脏手》和《苍蝇》既有联系，又有极大的不同。《苍蝇》的故事发生在神话般的古代希腊，《脏手》则发生在一个与1944年的匈牙利极为相似的，叫做伊律里亚的东欧国家。1945年，德国军队在伊国节节败退，二次大战眼看就要结束，不到一年，步步进逼的苏联军队就会占领伊国。伊国的三个政党正在展开角力，应付时局的变化。一个是亲王的法西斯政府，正在与轴心国合作。另一个是卡斯基的民族党，代表保守的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再一个就是由路易和贺德雷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 ( http://www.tecn.cn )
    
    贺德雷提议，苏军一进入伊国，他们的党就应当与亲王和卡斯基共同执政。贺德雷认为，苏军占领伊国，必然在伊国引起民愤，所以，和莫斯科有联系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在联合政府中仅为少数政党，便不至于成为众矢之的。路易的那一派认为，贺德雷的路线是妥协投降，出卖党的利益。 ( http://www.tecn.cn )
    
    雨果是路易的追随者，他痛恨贺德雷阴谋破坏党的纯洁目标。雨果曾为这个纯洁的目标而背叛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他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对党诚实忠心，他表示:“我对(党)并不隐瞒我得过博士学位，但……我并不是知识分子，……我认为服从命令、遵守最严格的纪律是光荣的事。”〔注3〕路易交给雨果一个任务，去担任贺德雷的秘书，取得贺德雷的信任，然后找机会杀死贺德雷。雨果刺杀贺德雷的最大困难是他对贺德雷日益增进的理解和尊敬，但他最后还是杀死了贺德雷，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 http://www.tecn.cn )
    
    雨果杀死贺德雷后，党的领导认为雨果长期接触贺德雷，思想受到腐蚀，在政治上已不可靠，必须将其消灭。雨果在革命同志奥尔加处藏身，党派来的杀手就埋伏在门外。奥尔加听了雨果的陈述，愿意向党证明雨果是一个“可以挽救”的同志。奥尔加还告诉雨果，党的路线已经变了，党已经在执行与亲王和卡斯基合作的路线。这一消息使雨果的革命理想破灭，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他毅然打开大门，走向埋伏在外的杀手。 ( http://www.tecn.cn )
    
    《脏手》受到法共的严厉指责。路易和贺德雷的无产阶级政党显然是一个极端强调绝对服从的列宁式政党。这个剧涉及许多共产党的政策行为特征。例如，暗杀贺德雷与斯大林暗杀托洛斯基十分相似。路易和雨果都认为，“贺德雷是一个叛徒。”这显然是在陈述斯大林式的敌我观:谁持不同意见，谁就是背叛革命，“象贺德雷这样的人，运气好的话可以成为铁托或葛穆尔卡，运气不好，就成了纳吉或托洛斯基。”〔注4〕 ( http://www.tecn.cn )
    
    《脏手》尽管会引起种种共产党所作所为的联想，但它并不是一部以揭露共产党专制为目的的剧。这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自由或不自由的剧。其中关键在于现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一方面，知识分子为了成为有社会作用的自由个人主体，不能不与“组织”发生密切关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自由行为因为与组织有染，不能不成为一种弄脏手的行为。 ( http://www.tecn.cn )
    
    《脏手》一剧中，知识分子就是雨果。雨果自以为是为纯洁的道德理想而投奔革命，但是，他偏偏必须以执行一项肮脏的政治谋杀来证明自己的纯洁理想。无论雨果怎样努力争取表现，组织纪律严密的党都不可能信任他。在党组织领导路易的眼里，雨果是“一个最爱多嘴的人，”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光想表态的知识分子。”〔注5〕坚定的革命同志奥尔加认为，只要管好了，知识分子对党还是有用的，“对，他是知识分子，又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过也是个走投无路的人，只要好好领导他，无论干什么，他总可以当个帮手吧?”〔注6〕 ( http://www.tecn.cn )
    
    雨果自以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绝对忠诚。他真诚地规劝党的领导同志贺德雷:“我们党有一个纲领: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还有一种手段:就是阶级斗争。可是您不得不说假话、耍手段、玩权术，一次又一次地妥协。您将在我们同志面前为您参加的那个政府所采取的反动措施辩护。没有同志会理解您，激进的人将离开我们，其他的人会把刚学到的政治思想全都抛掉。我们将受到腐蚀，变得软弱无能、失去方向。我们将成为改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到最后，资产阶级只要以举手之劳就可把我们消灭干净。贺德雷!这个党是您的党，您不应该忘记您为了建立它所花的心血，为了它因做的牺牲，以及它所要求的纪律。我恳求您:不要用您自己的双手毁了这个党。”〔注7〕 ( http://www.tecn.cn )
    
    贺德雷觉得雨果挺天真，他告诉雨果，干革命就是要不怕说假话、耍手段、玩权术，干革命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弄脏自己的手:“我的孩子，你多么洁身自好啊!你是多么害怕弄脏自己的手啊!好吧，保持纯洁吧!但这对谁有用处呢?为什么你到我们中间来呢?纯洁，这是印度的出家人和僧侣的理想。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这些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你们不过是为了什么也不干，便找纯洁做个借口罢了。什么也不干，动也不动，两只手臂贴着身体，戴着手套。我呢?我有一双肮脏的手，一直脏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粪里去，血污里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以为人们可以不干坏事就掌权吗?”〔注8〕 ( http://www.tecn.cn )
    
    贺德雷是《脏手》中最正面的人物。他不仅对事业极为执着，而且为人热情，关心他人，率直诚实，灵活变通，有历史眼光。贺德雷不教条，愿意为实现社会主义事业付出个人的道德代价。他知道，为社会主义奋斗，其实不是为了让人保持灵魂的纯洁高尚，而是一件必然会弄脏手的事情。贺德雷总是把别人当个人对待，凡事都能替别人设身处地。他是一个小写 “c”的沉斓迹⒉晃按蟆⒐馊佟⒄贰Ｋ钪毡话瞪倍В诱飧鲆庖迳纤担皇悄侵帜芄痪么嬗诘衬诘娜宋铩?( http://www.tecn.cn )
    
    贺德雷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反映在萨特和加缪两人对《脏手》一剧的不同看法上。萨特曾记叙道，“加缪有一次和我去看最后的彩排(他当时尚未读过剧本)。彩排后，在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说，‘戏非常好，但有一个情节我不赞成。为什么雨果说，我爱人们，但我不爱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爱他们该是的那个样子?为什么贺德雷答道，我爱现在这个样子的人们?照我看，正应当相反才是。’也就是说，加缪真的是认为，雨果按人们现在是什么去爱他们，因为雨果不愿对他们撒谎，而贺德雷则正好相反。在加缪眼中，贺德雷是个教条主义的共产党人，贺德雷以人应当是什么样子来评价现实中的人，并以理想的名义去欺骗他们。这恰恰与我要表达的(人物)意义相反。”〔注9〕加缪同情雨果，萨特则同情贺德雷。但是，他们都不喜欢典型的“党内同志”路易。他们都不认同路易的革命逻辑，按照那种逻辑，为了最后的“善”，可以大胆作恶，采取冷酷无情的机会主义。萨特把贺德雷和雨果都写得相当复杂，有血有肉。这两个人物各自的道德和政治立场都相当有说服力，给观众的不同理解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空间。 ( http://www.tecn.cn )
    
    二.共产主义:在批判和纪律之间
    
    《脏手》是萨特从哲学政治转化到现实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法共对待《脏手》的态度也同样成为萨特与法共紧张关系的标志。1948年4月2日，萨特在接受记者波罗.卡里索采访时指出了该剧的意义所在:“我还想说明的一点是，我完全理解雨果的态度，但如果你认为我在他身上体现了我自己，那就错了，……如果我是革命者的话，那么贺德雷倒是我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象雨果这样的人)面对的不是一个能够帮助他们的政党，而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政党，它利用他们的弱点把他们变成激进分子、极端分子，或者将他们拒之门外，使他们处于难以忍受的处境。”〔注10〕萨特在谈到他和法共的关系时说，“我的真正意图是成为一个批判的‘同路人’。……处于批判与纪律之间的紧张状态正是知识分子‘同路人’的典型境况。我想这种人今后在党内应有他们的地位。”〔注11〕“批判”和“纪律”确实是知识分子能否与列宁式政党合作，能否在“集体意志”中保存独立意识的关键。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选择脱党或者入党，都与他们在批判或纪律之间不得不有所选择有关。 ( http://www.tecn.cn )
    
    萨特成为法共“同路人”的道路似乎并不顺畅。萨特有意识地按照法国共产党的“纪律”来调整自己的政治行为，是1952年12月他去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的事情。在这之前，他和党的关系一直处在对立和冲突之中。二次大战以前，共产党对萨特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萨特好友尼赞(Paul Nizan)曾两次加入共产党，而萨特对此却始终持保留态度。战争中，特别是战俘营的生活，多少使萨特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因此，从战俘营归来后，萨特“参加政治”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同共产党人合作。但是他遭到了共产党人的拒绝。法国解放后，随着存在主义哲学影响范围的扩大，共产党人开始严厉地批判存在主义，指责它是阶级斗争中的一种消遣哲学。同时他们也指责萨特是纳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指责他唆使年轻人背弃马克思主义。针对这些指责，萨特在1944年12月写了《关于存在主义的几点说明》，发表在共产党人主办的《行动周刊》上。萨特表达了自己的意图，“我试图指出，在什么限度内我自己的思想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或者起码，我自己的思想在什么限度内能避免马克思主义者的责备。”〔注12〕共产党对萨特的态度使他颇为失望。萨特与共产党人的对立继续了好几年。 ( http://www.tecn.cn )
    
    1948年4月《脏手》上演后，法共很不喜欢，甚至动员党员同志在剧院设置纠察进行抗议，不让观众进入观看。法共不喜欢《脏手》自有它的理由。萨特在剧中虽然开始关注个人自由参与他人自由世界，但剧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具有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贺德雷是萨特自己认同的人物，但却是一个注定要被党清洗掉的角色。贺德雷不能容身的那个政党是一部无情的绞肉机，这部机器吞下活生生的个人，吐出两种丧失了个人意识的成品党员。一种是是象路易那样完全没有道德原则，只会见风使舵、谋求权力的党员，他们往往可以历经极残酷的党内斗争，爬上高位。另一种则是象雨果那样单凭道德理想加入革命的党员，他们在党的左右摇摆和暴力行动中变得茫然失措，无所适从，最后落得极度失望，甚至错乱癫狂的下场。 ( http://www.tecn.cn )
    
    《脏手》所传递的与其说是萨特对共产党的亲近，还不如说是他对“无产阶级”的兴趣。“无产阶级”是萨特式个人为实现个人自由所要寻求结合的“他人”。萨特当时的自由哲学需要这个“他人”。这个“他人”是萨特制造的神话，就象他在《苍蝇》中必须用神话来阐述他的自由哲学一样。萨特并不喜欢现实中的共产党。1948年6月11日，在革命民主同盟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萨特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不满，说它“自解放以来竭力以其最笨拙的内部独裁主义，以其最僵化、最不合时宜的外部行动而使最善良的人士感到泄气。”〔注13〕1951年6月，萨特就他的三幕剧《魔鬼与上帝》首次公演接受采访时，提到共产党人是他最刻毒的中伤者，因为“他们的道德已变得因循守旧，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我是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人的敌人。……这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变化。”〔注14〕 ( http://www.tecn.cn )
    
    1952年是萨特与共产党关系的一个转折年份。那一年萨特参与由共产党员发起的营救亨利.马丁(因反对印支战争而被捕)的运动，他还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这时萨特已和加缪决裂。共产党刊物《法国文学》自1945年以后攻击萨特一向不遗余力，但在1952年9月18号上刊登了编辑莫根(Claude Morgan)对《共产党与和平》第一部分的评论:“我不喜欢萨特的文学作品或哲学，但是萨特揭露了那些***人士在准备战争。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们可以在保卫和平这一点上共同合作。”〔注15〕10月8号的《法国文学》接着对萨特的著作一反常态作了正面评价。评论者对萨特改写《恭顺的妓女》的电影剧本结尾大表赞赏，称这样的结尾使得白人妓女和黑人联合起来反抗种族主义的白人。评论还说，《恭顺的妓女》的“高尚见解”与《肮脏的手》的“可耻陋见”截然不同，和一年前萨特在和加缪的那场争论中的表现一样，这是萨特进步的表现。〔注16〕 ( http://www.tecn.cn )
    
    1952年，萨特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并与共产党知识分子广为接触。会议期间，维也纳本已计划上演《肮脏的手》一剧。萨特知道共产党不喜欢这个剧，没有等共产党提出要求，自己先行决定停演，并支付损失费用。他甚至提出，今后凡是上演此剧，都要得到当地共产党人的同意。1954年，维也纳在没有征得萨特同意的情况下上演了《肮脏的手》，萨特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的剧已成为一个政治战场，一件政治宣传工具。在当前的紧张形势下，在维也纳或柏林这样的敏感城市上演此剧会不利于和平事业。”〔注17〕 ( http://www.tecn.cn )
    
    从维也纳回到法国，萨特称参加维也纳大会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让他有机会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进行“自由”而“公开”的交流。萨特闭口不提的是，就在和平会议开会前两个星期，捷克的思朗斯基(Rudolf Slansky)和一些其他共产党领袖因所谓的国际犹太阴谋罪被起诉判罪，12月3日在布拉格执行绞刑。《费加罗报》问萨特是否会致电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要求赦免布拉格审判的被控者。萨特答道，“对《费加罗报》的一切问题拒绝回答。”〔注18〕在萨特称之为“自由”而“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谁也没有对发生在布拉格的事件有所表示。同样，萨特对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前发生在苏联的《医生案》冤案，也是三缄其口。后来，萨特这样为自己的沉默辩解，“为了对斗争中的人有所影响，你就需要先加入他们的斗争，这就意味着，为了改变某些事情，你得先接受它们。”〔注19〕 ( http://www.tecn.cn )
    
    1953年6月，萨特发表文章猛烈批评美国处死卢森堡夫妇。就在文章发表的前一天，东德政府对示威的工人开枪镇压，萨特对此保持沉默。加缪不指名地批评道，“那些左派报纸和它们的合作都(以关注卢森堡事件)来化解柏林的悲剧。”〔注20〕萨特的立场正好与加缪相反，他坚持认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抗议对共产党政府毫无影响，这种抗议在冷战中只会变为一种“战争行为”。他要求法国知识分子把注视力放在他们可以影响的西方，不要和西方资产阶级势力联合反苏。正如他在《魔鬼与上帝》一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他接受了“为改变恶而必须与恶共谋”的理念。在一篇论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文章中，萨特解释道，一个身处于共产主义之外的个人必然会与“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领袖(结成)非神圣同盟，”必然一事无成。〔注21〕与共产党在一起，一个人至少还有成就事业的稍许希望。这种心态在许多对党失望，但仍然想以留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人那里是有代表性的。那个可以成就正义事业的党，是萨特制造并在其中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神话。 ( http://www.tecn.cn )
    
    萨特靠拢法共的时候，法共的道德形象已经和三十年代加缪参加法共时完全不同。1952年的法共已经开除了莫林(Edgar Morin)、迪荣(Charles Tillon)和马蒂(Andre Marty)这些有道德清誉的人士，萨特的朋友梅洛庞蒂也已经对苏联幻灭。斯大林主义的残酷清洗、发生在东欧的“医生阴谋案”、罗织罪名和假案公审，苏联对铁托歇斯底里的攻击，东德对工人的镇压，桩桩件件都已经使共产主义的光环黯然失色。萨特在这个时候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把种种阴暗的现实事件搁置到一边，否则无法制造共产党正义事业的神话。直到1956年，苏军二次入侵匈牙利，布达佩斯事件发生，萨特才舍弃了这一神话。 ( http://www.tecn.cn )
    
    1956年，萨特不顾自己多年试图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的努力，对苏联入侵匈牙利进行了谴责，但他却以其它方式维持了他对“进步事业”的神话。他和左派运动以及毛主义分子的关系便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神话的基础上。在1974年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谈话中萨特提到，“作为一个个人，我是很厌恶共产党人的。他们对我一点也不友好，无情无义。他们有着必须服从的命令，而没有任何感情。”〔注22〕萨特还说，“我并不是共产党人，但我感到自己与共产党人有机地连在一起。”这很好地概括了他和共产党人的基本关系。萨特需要一个“进步事业”来供他结盟，同他一起反抗资本主义西方的“他者”。对萨特来说，不管这个神话盟友是否真如他所想象，只要他自己有反抗需要，他就必须制造一个神话盟友。 ( http://www.tecn.cn )
    
    萨特从独立的旁观者转变为党的同路人，转变为“正义事业”的一分子，这个政治历程正好和加缪从党的一分子转变为独立反叛者相反。23岁的加缪于1935年秋天加入法共阿尔及利亚支部，他参加的是一个弱小但为正义而斗争的法共。当时，法共在阿尔及利亚的力量相当薄弱，“在首都，党员的总数仅为一百人;在市政选举时，共产党领导要费很大劲才能提出一份三十五人的候选人名单。”〔注23〕加缪是作为一个左翼青年入党的，“在三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一个热衷于彻底变革的左翼欧洲青年几乎不可能不参加法共。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加缪成了党员。”〔注24〕入党后，加缪先后组织过“劳工剧团”和“队友剧团”，到各地为劳动者演出，参加办报和办各种剧团，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参与现实政治的主要形式。1937年，加缪因批评法共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而被当作“托派”开除出党，“托派”指的是那些批判立场超越在党前面的人士。加缪明确批评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但法共则因需要配合苏联与西方合作的需要，刻意淡化殖民主义问题。被开除以后，加缪仍然是一个“左翼人士”。1944年，加缪已经形成了独立于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受到党内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尽管如此，加缪在把《战斗报》传统与法共加以区分的同时，仍然以《战斗报》记者的身份保持着与法共党员的往来。当时的加缪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是共产党以真理的唯一拥有者自居，不允许不同意见参与公开讨论。加缪与共产党的决裂是后来在他发表《反叛者》(1951)的时候。 ( http://www.tecn.cn )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象加缪那样与党既不完全一致，又不能全然脱离，在左翼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阿隆森指出，“三十年代加缪被马克思主义强调意义和一贯性所吸引，四十年代他发现这世界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一贯性。他经历过共产主义的那种人类进步之后，在西西弗斯(Sisyphus)徒劳无功的劳作中找到了这世界的缩影。在体验过党的那种社会正确之后，他才知道个人是思想和行动的主体所在。在体会过阶级斗争的环境气氛之后，他觉得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应否选择继续活下去(自杀)。”〔注25〕这种痛苦的思想经历是一种从“党员”重新回到“独立思想者”转化的过程。有过了共产党员经历的加缪再也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党的身上。然而，他的新生活态度并不颓废消极。和西西弗斯一样，无论发生了什么，他还是在做他自己的事，对加缪来说，“剥夺了希望并不就此等于绝望。”〔注26〕 ( http://www.tecn.cn )
    
    加缪对党的幻灭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经历的缩影。纪德(Andre Gide)早在1932年就积极支持共产主义。1936年他发表了震动一时的《苏联归来》，对他在苏联十个星期的所见所闻表达了失望。他对苏联缔造新文明表示理解，但对于千人一面的思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镇压异己表示了极大的不认同，“我怀疑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国家，即使是希特勒的德国，人的思想和灵魂还能比在苏联更不自由、更卑躬屈膝、更饱受恐怖、更象家奴俾女。”〔注27〕纪德那本写得很克制的小书很快销售了10万册之多，译成了15种文字。十年后，匈亚利作家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译成法文，又一次给人们带来思想的震撼。书中的拉巴斯科夫就象苏联真实生活中的布哈林一样，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想都没有想过的罪行。拉巴斯科夫完全按照极权统治的逻辑思想，认为无罪认罪是他应尽的责任，是为光明未来所值得作出的个人牺牲。拉巴斯科夫因此拒绝真理，以他的个人行为为极权制度的延续和再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 ( http://www.tecn.cn )
    
    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尽管苏联的大清洗和政治恐怖已不再是秘密，但绝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还无法割舍与共产主义的精神联系。象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甚至还在这个时候成为党的同路人。这种情况是由当时特定的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分裂所造成的。二次大战以后，确定知识分子定位的世界政治版块是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黑白正邪对立二分来划定的。苏联在二次大战中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盟友，因此获得民主包装的机会。苏联为抗击法西斯作出了卓著贡献，证明它强行集体化、工业化和残酷消除政治异己是有必要，有成效的。苏联人民在二次大战中的一致英勇抵抗，也证明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享有广泛的民众支持。强迫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莫斯科审判的强行逼供，无数残酷的劳改集中营，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极权秘密警察统治，所有这些发生在苏联的政治恐怖和集体残害超越了一般人所能够企及的想象，一经报道，反倒象是编出来攻击苏联的谎言。 ( http://www.tecn.cn )
    
    在许多人看来，即使有部分事实的证据，巨大的生命牺牲和严酷的斗争也恰恰说明共产主义事业的艰巨和伟大。象梅洛庞蒂这样的思想家都曾不断撰文(后收入他的《人道主义和恐怖》一书中)，辩称共产主义暴力是消灭资本主义暴力唯一有效的手段。他强调，对布哈林等人的“莫斯科审判”是革命政府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正当政治斗争手段，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注28〕当时许多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把苏联当作他们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所必须借用的，并具有现实替代意义的有效政治设计。为苏联辩护，看上去是大义凛然，但其实是出于一种相当自私的考量，“法国(的需要)比苏联(的现实)来的重要，对萨特和许多其他人来说，苏联只不过是一道遥远的天际，并不是事情的关键。”〔注29〕如果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自己成为暴力政治的受害者，如果他们自己每时每刻必须生活在不可预测、无以名状的恐怖之中，他们看待暴力的方式肯定就不会那么轻松。 ( http://www.tecn.cn )
    
    加缪正是以一种不轻松的态度来看待暴力的。加缪反暴力所依据的是人的尊严原则。强调这个基本原则是为了对人性作一个基本的界定，是为了对现实公共生活中的人类行为，尤其是人类政治行为设置一个基本的规范界限，以避免人类沦为另一种野兽动物。寻求基本价值原则不只因为人类天生高尚，恰恰相反，是因为人并没有什么高尚的“本质”，因此才有不断向好的方向塑造自己的必要。 ( http://www.tecn.cn )
    
    人的尊严原则充分表现在加缪所阐述的“反叛者”那里。加缪把“反叛者”和“革命者”作了区分。反叛和革命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行为模式，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政治和现实生活介入方式。它们是可以区分的，但它们也是相互依存的。反叛者坚持的是人的尊严，他的介入和干预往往因变化中的问题而发生，不需要打出意识形态的旗号，也不需要成为组织的成员。革命者追求的则是彻底改变社会或世界，并为实现这个“正义事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革命者只能是革命组织的一员。加缪不同意萨特关于真正的反叛者必须成为革命者的想法。加缪拒绝的并不是革命本身，而是那种“绝对的”、“历史的”、或“凯撒式的”纯暴力革命。这种暴力革命把人变成不受任何价值限制，听凭权力意志驱使的动物野兽。〔注30〕 ( http://www.tecn.cn )
    
    加缪不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在投身暴力革命或保持沉默之间加以选择。在加缪看来，这二者都是“投降”行为，前者被动接受“革命破坏”的历史必然，后者则因厌弃非正义政治而全然退出政治。加缪指出，在极端的反叛和极端的革命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只是在绝对意义上才存在。它们都先假定这个世界和人的思想都不可能有折衷变通之道。” 〔注31〕在道德上绝对自以为是和在道德上全无原则都会造成对世界的危害，“要想保持革命理想初衷的革命行动，应当体现对(真理)相对性的积极认同。”〔注32〕人类的未来并不能由革命信仰的绝对正确的主义来预测，“任何历史事业都只能是或多或少有理由的冒险。既然是冒险，也就不能拿来证明任何……绝对的立场必定完全正确。”〔注33〕 ( http://www.tecn.cn )
    
    加缪反对暴力，但并不接受绝对反暴力的立场。加缪指出，暴力“造成(人际)交流的破裂，”将人们陷入无以自拔的对立。暴力会伤及无辜，造成冤冤相报，把自己从手段变成目的，变成一种万世不易的世界秩序。但另一方面，加缪也看到，凡有社会制度存在，就会有制度性暴力，“制度性暴力是事物秩序的一部分。”看到制度暴力的存在，不是要无条件地接受它的合理性，而是要学会如何去限制它，尽量减少它对制度中人的伤害。在对待其它暴力时，加缪也持非常审慎，但不绝对反对的态度，“暴力只能是与别的暴力形式战斗的极端界限，例如在起义的时候。”〔注34〕。这种对待暴力的态度需要反叛者在政治实践中随时提醒自己是否到了非用暴力不可的极端界限，尤其是提醒自己，衡量这一极端界限的究竟是什么基本的价值原则。更重要的是，反叛者必须由自己，而不是某个革命组织来确定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加缪式的反叛者是深深介入，决不孤独的。然而，这样的反叛者是公民社会中‘自我造就’的成员，不是谋求夺取国家政权的政党成员。”〔注35〕 ( http://www.tecn.cn )
    
    三.阿尔及利亚:天真的人道和激进的正义
    
    阿尔及利亚于1930年沦为法国殖民地。此后不断有法国殖民地居民移居阿尔及利亚，形成被称为“黑脚”的法裔殖民地居民群体，与当地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生活在一起。一次大战后，阿尔及利亚出现两个穆斯林运动。一个要求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其中包括1924年组织的“北非之星运动”，后改称“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继而又改称“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另一个穆斯林运动则主张与法国合并，并要求穆斯林和欧洲人享有平等地位。这一运动后来也越来越强烈要求自治，并在五十年代要求阿尔及利亚独立。1945年5月在阿尔及利亚赛里夫(Selif)地区爆发民族主义起义，杀死90名欧洲人。法国政府大肆镇压，屠杀了至少1500名阿拉伯穆斯林(有说受难者多达一万人)。1947年法国通过阿尔及利亚地位法，虽然给穆斯林以更多的政治权利，但大部分却不能兑现。加缪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他于1937年和1945年以记者的身份两次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 ( http://www.tecn.cn )
    
    1939年6月，加缪在《共和阿尔及利亚》上发表题为共为十一篇的一组文章，详细介绍了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的苦难，呼吁关于土地政策、教育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以实现阿尔及利亚的正义要求。〔注36〕加缪强调这些改革有助于阿拉伯人和法国居民的同化，他的立场比当时最开明的法国政治家都更体现对阿尔及利亚的同情。〔注37〕加缪强烈批评法国殖民当局的高压手段，他认为，“消除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唯一途径就是消灭造成这一民族主义情绪的(法国)非正义。”加缪在战后再一次坚持了这一立场。1944年10月13日，加缪在给《战斗报》撰写的社论中提出应当给法属殖民地人民以政治权利。他指出，殖民地人民既然在二战时与法国人民同生共死，就理应享有民主政治权利。他强调，法国要想得到殖民地人民的支持，就不能在正义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一方面给法国人以正义，另一方面又在法帝国中宽恕(对殖民地人民的)非正义。”〔注38〕加缪所坚持的是在同一正义原则下，法国居民和阿拉伯人的同化共处。 ( http://www.tecn.cn )
    
    1945年，赛里夫事件以后，法国保守力量大肆鼓吹报复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加缪在《战斗报》上发表了题为“阿尔及利亚危机”的一组文章(6篇)，把阿拉伯极端暴力归咎于法国政策的失败。加缪坚持认为，法国的暴力镇压只会引起阿尔及利亚更为激烈的反抗。1954年，阿尔及利亚法裔居民和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全面爆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1954年从“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分裂出去而形成)拒绝一切改革计划，要求彻底独立，以伊斯兰原则“恢复阿尔及利亚主权、民主和社会国家。”〔注39〕加缪则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立场，同时批评法国殖民政策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他认为，负责任的态度必须“思想去毒和平息狂热，”即使社会冲突在所难免，也必须以人道价值来说明和解释这种冲突。〔注40〕 ( http://www.tecn.cn )
    
    1954年，阿尔及利亚民族武装阵线采取暴力起义，加缪的反暴力原则使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陷入了极其痛苦的道德困境。正如阿隆森(R. Aronson)所指出的，“说到底，(加缪)没有能弄懂从1954年11月1日起的阿尔及利亚发生了什么性质的暴动，……加缪真的是落后于形势了。”〔注41〕 ( http://www.tecn.cn )
    
    加缪把民族解放当作一场“冲突”，而非一场“革命”或“战争”。1954年，加缪给《快报》(L'Express，先为周刊，后为日报)写过32篇文章，其中一半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这是加缪第三次以记者的身份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1939年和1945年，加缪对“殖民征服”的讨论和对“保护被征服人民的人格尊严”的呼吁，表现出超前的道德勇气。1954年的加缪在民族解放暴力革命发生后，呼吁通过和平协商在不分裂法国的前提下解决“争端”，则表现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天真人道主义。说它不合时宜，是因为加缪所持的那种道德人道主义只对相信这种人道主义者才有价值。在那些相信暴力为“正义事业”必须手段的人看来，主张以不流血、不牺牲性命来进行改革，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对革命的立场。 ( http://www.tecn.cn )
    
    1956年，游击队已经从6千增加到2万，法军从18万增加到40万，双方暴力不断升级。1956年9月，民族解放阵线开始针对平民发动恐怖袭击，法国政府对民族主义者施以酷刑。加缪想要防止发生的事情都一一发生了。1957年，法共和主流派知识分子，如阿隆，都已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不可避免，但加缪仍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他事实上已经无话可说。他的沉默受到严厉批评。加缪对此的回答是，他以前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文章就是历史见证，无须再为自己辩护。他同时继续坚持以瑞士联邦方式解决殖民地问题，以保证所有的群体都享有高度自治。〔注42〕 ( http://www.tecn.cn )
    
    1958年，加缪再次强调了冲突必须有人道合理性的想法。他也看到，自己这种温和的人道思想已经对日益加剧的暴力升级完全失去了影响，他宣布“不再介入这一无休无止的论战，这种论战不会有任何结果，它只是使对立的观点越加顽固，使仇恨和派别毒化的分裂更加扩大。”〔注43〕他明确地表示对法帝国主义行径和阿拉伯暴力民族主义的厌恶。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支持它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包括萨特)都坚持，暴力手段是实现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的合理手段。加缪认为，“恐怖当道”已经“完全改变了价值的尺度，”如果这就是“正义”，那么他把无辜受害者的生命，包括他母亲的生命看得比这种正义更为重要。〔注44〕 ( http://www.tecn.cn )
    
    1958年，加缪打破了两年的沉默，在《阿尔及利亚1958》一文中最后一次表明了他的立场，他不赞成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坚持的独立。在反帝反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势不可挡的正义事业的1958年，加缪的立场已经完全落伍了。他为自己立场提出的三点理由(阿尔及利亚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阿尔及利亚无法取得真正的经济独立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受“新阿拉伯帝国主义”煽动)更是一些在绝望中勉强提出的理由。但是，在这些绝望的理由背后却隐藏着一些并非徒然的思索。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后，这些思索的重要性反倒比在反帝反殖高潮的五十年代更为显现出来。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和许多前殖民地的独立一样，它成功地推翻了殖民统治，但却没能就此建立一个民主、富强和正义的新秩序。新独立国家常见的专制政治、经济落后、社会腐败、甚至种族残杀，都没有能随着“民族解放”而得到解决。殖民地人民从一种暴政中解放出来，几乎立即陷入另一种暴政之中。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亢奋消散之后，现实的痛苦使人们重新回到了加缪一贯坚持的“价值尺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和平协商、反暴力、反恐怖、保护生命和民主政治。 ( http://www.tecn.cn )
    
    1956年，就在加缪最后一次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时候，萨特对阿尔及利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萨特对待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立场，成为他在以后十年间对“第三世界”解放事业激进左派立场的先声。萨特在1956年3、4月号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殖民主义是一种制度》，文中的观点几乎都是针对加缪在《快报》上那些文章的。萨特断然拒绝了冲突不应伤及平民，不同群属平民应休战协商的建议。他坚持认为，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是殖民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这一百万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这些(法国)定居者的子孙们，他们由殖民主义所塑造，按照殖民制度的原则思想、说话和行动。”种族主义渗透到他们心里，他们“把阿尔及利亚人当次等人。”法殖民地居民的法国人是少数，“他们要站住脚，唯有依靠武力。”因此，“殖民地居民(法国人)无谓好或坏，殖民地居民就是殖民地居民(全都一个样)。”受压迫的阿尔及利亚从残酷的现实学会了暴力斗争手段，“殖民地定居者造就了他们自己的对手。他们甚至让那些犹豫不定的阿尔及利亚人也看到，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注45〕 ( http://www.tecn.cn )
    
    萨特嘲笑象加缪那样呼吁“改革”的人们，称他们为“软心肠的现实主义者”。〔注46〕“软心肠”指的是反对暴力，“现实主义”是大致维持现状。萨特指责他们“(至今)依然相信可以把殖民制度管理得更好一些。”〔注47〕加缪寻求改善阿尔及利亚人和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之间的关系，萨特称这种“调解式”解决方案是“改良主义的神话”。加缪建议殖民主义制度不应伤害殖民地人民的人格。萨特主张阿尔及利亚只有在“反抗种族隔离和日常斗争中”才能培养自己的人格。〔注48〕加缪希望立即通过经济改革改善阿尔及利亚人的生活，萨特坚持应当立即先废止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谁真的同情阿尔及利亚，谁就不要使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更人性化，谁就必须“帮助它迅速灭亡”。萨特认为，阿尔及利亚要改革，那也是阿尔及利亚人的事，法国人应当与阿尔及利亚人并肩战斗，“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都从殖民暴政中解放出来。”〔注49〕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正是全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萨特成为这一时期在西方为第三世界“解放事业”大声呐喊的知识分子领袖。 ( http://www.tecn.cn )
    
    萨特所认识的那种“正义事业”暴力至今仍是影响我们现实生活的重要力量。暴力不是一种我们可以决定接受或拒绝的外在力量，暴力本身是这个世界的许多体制和结构的一部分。在他与加缪决裂前就开始写作的《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一书中，萨特就已经开始重视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暴力问题。1956年当萨特关注殖民主义问题时，他更加强调暴力在建立殖民地和形成殖民地人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是他和加缪看法分歧的关键之一。萨特对暴力最集中的阐述则是在给法农的《天下的可怜人》一书的前言中。这时候 加缪已经去世，但他仍然以萨特的对立面而活在当时法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萨特要求法农的读者进入一个加缪从来没有真正进入的他者世界，“欧洲人，你们必须打开这本书，走进去。在黑暗中走几步以后，你们就看到一群围火而坐的陌生人。再走近一些，侧耳倾听吧，他们正在讨论你们的命运，讨论如何对付你们的贸易中心和保护它们的雇佣兵。”〔注50〕 ( http://www.tecn.cn )
    
    萨特要求所有的法国人不要象加缪那样撇清自己在殖民制度中的一份罪过，“不错，你不是殖民地定居者，但你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些殖民地的开疆辟土者是属于你的，你把他们送去海外，是他们使你富有。”〔注51〕而这一切的关键则是暴力。萨特写道，“殖民地的暴力不只是把被奴役者拒之门外，而是要把他们变成非人。(殖民者)不遗余力地消除他们的传统，用我们的语言代替他们的语言，摧毁他们的文化，但不给他们以我们自己的文化。”〔注52〕殖民把被殖民者陷入左右无法求生存的困境:“他若反抗就把他杀死，他若屈服，则自我羞辱，从此不再是人。耻辱和恐惧分裂了他的人格，使他的内心自我崩溃。”殖民移居者的暴力造就了反抗的暴力，“法农让我们看到，他们不可压抑的暴力并不是喧哗与骚动，野蛮人的起义并非出于本能，甚至也不是出于怨愤。这是人在造就他自己。我想这里有一个我们以前知道，现在却已忘记的真理，那就是，文雅不能消除暴力的痕迹，只有暴力才可以消灭这些痕迹。”〔注53〕 ( http://www.tecn.cn )
    
    萨特高度赞扬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的暴力，称它的作用是在“折磨和死亡”之外发现人性，营造一种“更高品质的不同的人。”萨特对暴力的赞扬是针对十五年前加缪的“既不方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而发出。他说，“非暴力的信徒们也在说，他们既不当刽子手也不当受害者。很好。当你们投票选出的政府和你们的兄弟无怨无悔地参加军队，进行种族屠杀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受害者，那么你一定毫无疑问是一个刽子手。”〔注54〕在萨特眼里，那些反对暴力的人们不但不道德，而且还恰恰犯下了“种族人道主义”的罪行。这时候的萨特不只是言辞激烈，而且更是把暴力实实在在地融入了他的激进行动观中。在他那里，暴力不仅是被压迫者的解放手段，而且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弱者心理治疗方式。暴力的正当对象不仅包括使用暴力的压迫者，也包括任何不能认同暴力手段的无辜者。在萨特的暴力世界结构中，这些所谓的无辜者只能是压迫者暴力的帮凶。暴力不再只是介入社会变革不能不付出的代价，暴力更是一种斗争哲学，一种本身不容争议的伦理价值。 ( http://www.tecn.cn )
    
    四.知识分子政治和暴力
    
    五十年前，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对它们制度性压迫和专制，这些曾是集结左派的主要力量。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是作为否定意识形态和政治改变目标而吸引左翼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单凭个人意志设计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规定自己政治立场的意义。知识分子是从他们现实世界政治文化中获得对政治世界的认识范畴和基本价值的。基本的认识范畴给了他们政治性的“时间”、“地点”、“人群类属”概念，如“历史”、“未来”、“苏联”、“延安”、“无产阶级”、“共产党”，等等。基本的价值使得他们在选择政治立场时可以形成与之有关的好坏、善恶和优劣区别，如进步对反动，左翼对右翼，等等。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世界性的政治立场就是在黑白正邪的对立中区分出来的。许多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靠拢左翼政党，并不是因为全然信奉它的理念或赞同它的行为，而是因为绝对痛恨它的对立面。这在萨特和法共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注55〕对当时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来说，从什么解放出来，远比解放到什么里面去来得重要。这种情况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增强了，不再那么迷信进步组织的力量，也更多地考虑解放到什么里去的问题。 ( http://www.tecn.cn )
    
    在萨特的时代，意识形态立场越鲜明，知识分子活动越有效，越有公共影响。这种情况在今天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历史进步代表的宏大话语作用已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五十年前，人们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反帝反殖正义事业会把人们带入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继续保持这份信仰的纯真。加缪没有能活着看到这一天，萨特也只是看到了一部分。1980年萨特去世时，他曾经热烈支持过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中国已经变成“十年浩劫”。不少民族解放胜利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出现内战、压迫和种族残杀。历史进步的宏大话语是被活生生的经验事实解构掉的。 ( http://www.tecn.cn )
    
    今天，许多知识分子和五十年前一样关注正义问题，一样为此参与社会事务，但是参与的性质和方式却都发生了重要变化。1935年加缪加入法共，1952年萨特成为法共的同路人，都是参与的个人试图从代表进步力量的集体行动找到价值定位和作用支点。加缪自1946年疏远法共到1951年与之决裂，萨特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与法共渐行渐远，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有了什么改变，而是因为以共产主义为名义的“革命实践”有太多的伪善，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残害。以组织形式存在的进步事业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结构，它不能代表所有人，甚至不能代表组织中所有成员的利益，它的“纪律”永远在限制个人可能对这权力结构的质疑和批评。加缪入党后两年即被开除出党，萨特始终只是一个党外人士，他们都为我们留下不少至今仍有意义的独立思想，这是那些被“组织纪律”驯化的知识分子所无法相比的。今天，以参加或靠拢组织来为自己的知识分子活动寻找价值导向的人已经不多了。组织可以给知识分子职位、利益、学术权力、成名机会，等等，但这些实际好处未必与坚持知识政治的正义价值有关。价值妥协和人格屈服恰恰是获得名利权力必须付出的代价。 ( http://www.tecn.cn )
    
    今天，独立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事务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参加或支持某个革命政党，或者成为某某进步事业的代言者。独立思想乃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件和问题作出价值判断的反应。由于独立知识分子往往诉诸与平等、自由和权利有关的价值，他们常常被称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虽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标签，但与